[25]参见前注(24),陈征文,第98-109页。

（3） 如果是，其是否与该目的有合理的联系。紧急情况无论源于自然原因抑或人为原因，必须是客观发生了的，而不是臆想的。

就事务而言，基本法对香港本地机关的权力分工并未区分紧急性与日常性、特殊性与一般性，特区缺乏针对紧急事务的专门法律依据。因此，香港紧急法治初期发展任务顺理成章地宜由行政长官来承担。香港动乱的可能后果有两种：一是仅危及香港安全和整体利益。紧急状态是有权机关为应对紧急情况而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而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意味着拥有主权，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

如果立法会经审议，决定废除紧急情况下行政长官订立的附属法例，除非行政长官放弃宪制权力，否则立法会必然与行政长官发生权力冲突。一方面，虽然香港只是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域，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赋予香港本地安全特殊的宪制价值，承载着与国家安全形式上不同但实质上无异的国家意志，维护香港本地安全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以世界各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发展的规律来看，人权保障几乎成为各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主导性功能。

[2]检察机关的做法等千宣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效力只能及于抽象的法律规范，而不能溯及已经终结的司法裁判，无法保护公民具体的权利。如2008年法国合宪性先决制度的设立。[2]参见王蔚：《客观法秩序与主观利益之协调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之完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16]虽然学者们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要求权的性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都没有否认该条款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基于个案审理需要，将法律规范冲突问题移送至备案审查提供了制度空间，这也是促进审查要求权行使的实质动因，从而可能搭建了备案审查与具体案件审判程序之间的连接管道。

[7]全国人大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千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尤其是当事人在案例审理过程中提出某个规范性文件可能违反宪法和法律，那么法院要高度重视，必要的时候提请审查。

备案审查逐渐脱离了过去备而不审的尴尬境地，开始实现其监督法制统一的功能。[17]参见黄明涛：《最高人民法院合宪性审查之要求：关千具体审查的制度构想》，载《第三届中国宪法学青年论坛宪法程序法论文集（第四单元）》，第5页。[24]也就是说，《立法法》在溯及力规定方面，首先承认法律一般没有溯及力，以行为时的法律为准，不能要求人们遵守还没有制定出来的法律，法只对其生效后的人们的行为起规范作用。我们有符合国情的一套理论、一套制度，同时我们也抱着开放的态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基本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只能走自己的道路[32]。

潘洪斌在备案审查后向杭州市检察院提出再审请求，最后检察院以制定机关修改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溯及力予以驳回。也就是说，该条款并没有明确阐释最高人民法院到底是基于个案审判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性的提请，还是排除个案，仅仅是在工作中发现了规范性文件可能违法违宪的问题。（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查建议权与备案审查《立法法》第99条第2款和《监督法》第32条第2款，规定了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的审查建议权。例如，美国最初通过司法审查调整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法国建立宪法委员会就是设立一门对准议会的大炮，限制议会的权力。

审查的结果是撤销或改变了违宪的规范性文件。[31]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理论学习》2015年第2期，第6页。

该条中的审判工作指的是审理和判决案件的工作，而审理和判决案件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26]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法》第100条和《监督法》第33条规定了备案审查柔性机制在前和刚性机制补充的双重处理机制：一是备案审查机关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其修改，最终由制定机关自行修改。

由此可免去当事人启动再审时可能遭遇的驳回情形。注释:[1]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国人大》2018年第1期。后者纯粹是制定机关的意思表达，不存在对修改之前法院裁判等的溯及力问题。[25]潘洪斌案中，作为备案审查结果的地方性法规的修改，能不能溯及至之前的潘洪斌的行为，是否应该遵循我国《立法法》确立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笔者认为，可以溯及至潘洪斌的先前行为。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我们如果认定法院是违反了职责，最后就应该通过再审等方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备案审查在启动程序方面实现了从主动审查到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兼具的模式。

其中其他国家机关应该指的是除了第1款规定的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不提起，就不溯及的规则。

[18]参见胡锦光：《论合宪性审查的过滤机制》，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74页。[15]朱福惠教授也认为，《立法法》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是字面意义上的审查和解释权，而非实质意义上的附带规范性审查权。

[26]参见苏永钦：《裁判宪法诉愿？德国和台湾违宪审查制度的选择》，载《法令月刊》2007年第58卷第3期。随看我国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建立，宪法监督和合宪性审查职能的专门化，社会大众法律意识的觉醒与增强，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潘洪斌在司法裁判中提出案件所涉及的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甚至是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违反上位法。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否可以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审查建议，而不首先逐级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请进而通过审查要求启动备案审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否具有选择提起审查建议权和逐级提请进而提起审查要求权？《立法法》和《监督法》并没有给出答案。参见焦洪昌、江溯：《论我国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双重屈性以宪法第41条为分析基础》，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赋予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逐级提请被否定后的审查建议权，也是为了保证法制统一和保障公民权利，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2019年各地召开的备案审查研讨会，潘洪斌案涉及的备案审查溯及力问题又引起学界热议。

[25]参见注[12]，第293-294页。[17]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审查要求权，可能出于两种原因：一是个案审判的法律适用需求，它主要来源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个案时的审查提请，极少数可能是最高院自己审理的重特大案件。

[5]郑磊、赵计义：《备案审查制度基本功能的语词展开——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以及备案审查年度报告的梳理》，载第三届之江立法论坛暨合宪性审查视野下的备案审查研讨会论文集。因此，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和法律，可以中止诉讼，逐级提请至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上级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最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

[28]参见王错、刘祥昊：《现状与问题：地方备案审查制度研究》，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11]提出审查要求是一种正式审查程序，一旦有权机关提出了审查要求，就要进入正式审查程序。

因为本案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主动提出了法律规范冲突问题，而法院本应有职责判断是否存在冲突，但法院显然进行了错误判断，这已被之后的备案审查所证实。与该项功能定位不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或保障法制统合的功能定位，使得合宪性审查制度呈现出如下特征：审查的目的是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宪法，保障法秩序的统一。在程序建构上，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根据《立法法》和《监督法》的相关规定，我国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应该建构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审查要求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提出审查建议的双重补充机制。[23]《立法法》第99条第2款规定，公民享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备案审查建议权，该项权利的性质应该是兼具公民监督权和救济权双重属性，并具有我国宪法第41条之公民享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获得国家赔偿权的立法基础。

那么是否要启动再审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呢？我们不能因为是制定机关的主动行为，而一概否认其对裁判案件的溯及力问题。而备案审查机关至今没有通过刚性的方式撤销规范性文件[29]，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对溯及力问题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1]2018年底，该案的系列裁判文书以潘洪斌诉杭州市拱墅区交警大队行政强制与行政赔偿案为题载入中国宪治网。两个立法所确立的提请审查程序的表述完全相同。

在潘洪斌案中，潘洪斌在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中都提出了案件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违反了法律，但受诉法院均不认为违反法律，没有支持潘洪斌的主张，最后才引出了备案审查问题，使得潘洪斌的权利得不到最终救济。但备案审查的公民权利保障功能显然与法制统一功能下的公民权利保障有所不同。